谢振瓯笔下的大唐雄风

“我很怕站在展览厅自己的画面前。因为展出的画作是我的另一个自我，一个内心暴露无遗，直率坦陈的自我。这倒不是我对自己的创作没有自信心，每一根线条，每一个块面，都是我生命力的流露和宣泄。我经验、追求、表现的艺术精神，会不会引起观众的共鸣？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画的问题无非就是笔墨的问题，笔墨的构成，笔墨的趣味就是中国画艺术精神的所在。我不赞同这个观点。我认为中国画的艺术精神应该是画家对个体生命，对民族精神、对人类生存延续的终极关怀。”

著名的工笔人物画家谢振瓯先生如是说。的确，没有把绘画当作身家性命，不是沾着自己心血来绘画的人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
谢振瓯是学者型的艺术家。他在创作实践中痛感中国画艺术自南宋以降，雌风鼎盛，纤弱流尚，画家们因袭循旧，满足于在花鸟草虫，荒山野水中讨生活；满足于在粗头乱服、逸笔草草里见性情。工笔画，特别是工笔人物画更是日见式微。如何使工笔工物画走出低谷，发扬光大？如何克服中国画创作的颓糜之风？磨刀不误砍柴工，谢振瓯放下画笔，一头扎进书堆里。他读了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外文化交流史，读了中印佛教史、大乘佛学典籍以至禅宗传灯语录。书籍果然是思想的薪柴，谢振瓯眼前一片纯明，他看清了自己今后艺术创作的方位和使用所在——专画唐代题材和盛唐气象，将灵感和激情，汇入民族强盛的理想，用精秀婉丽的工笔线描、绚烂和谐的色彩，花园锦簇地细细描绘在绢素之上，让它发出自己的，也是民族的呐喊：大唐雄风，魂兮归来！

于是，谢振瓯举家从浙江迁居西安，想由曾是长安一片土上，一亲其昔日的辉煌，一住就是七年。

于是，谢振瓯只身经洛阳穿越河西走廊，跋涉莽莽大漠荒碛直抵葱岭谷地到塔什库尔干，硬是将祖国版图上的古代“丝绸之路”重走了几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然结出硕果：1979年，谢振瓯35岁时创作了《丝绸之路》，三年之后，创作了《长安西市图》。1984年完成《大唐伎乐图》，在第６届全国美展上获得金牌。当年，画家站在红其拉甫冰坂仰望白雪皑皑的山峰，通过时光隧道，遥望帕米尔高原那边的两河流域，及其西极的古罗马时代的君士但丁堡时，苦苦寻觅的波罗密多（佛语，意为理想彼岸），他寻到了吗？

如果说谢振瓯在八十年代着意渲染的“大唐雄风”是比较外在的“繁”和“盛”，固然富丽堂皇，很有气度，却不免过于圆熟，还没达到更高审美层次的“雄浑”——崇高之美。那么在九十年代，他的作品仍取材于唐代，画面已渐渐减褪了昔日的绚丽，而渐趋凝重、旷寂、含蓄和沉雄，一种倾向崇高美的审美品质。他写信给朋友说，就连自己也感到奇怪，痴迷了那么多年的大唐情结不知怎的竟淡漠了好几层，而移情于三代两汉间的东西。于是，他留连在西汉霍去病墓石群雕中，在天工与凿痕，顽石与艺术的天人交融中体察石头里生命的涌动，惊叹三代两汉艺术凌厉深沉，静穆雄伟，内敛简约，神秘浪漫，极具震撼力。他甚至越过当年的边塞烽燧，去寻觅古匈奴弯刀快马逐水草而居的历史遗踪，在金银青铜牌饰之类的物件中揣摩中亚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数千年的碰撞和交合。

从谢振瓯九十年代创作的一些代表作可以看到画家审美品格提高的痕迹。《空海入唐漂着图》（1994年）、《鉴真东渡》（1996年）、《将军得胜令》（1997年）、《山川河岳》（1998年，系列组画）等这批作品虽仍取材于唐，但色彩不再美艳，而倾向于沉着、含蓄、艰涩和苍凉；线依附于形而超越于形，在转折提按节奏中输入了沉静的性情；画面构成消淡了叙事的情节，而倾向于符号性的精神图式。这批作品总体的艺术精神是内在的、沉雄的，当然这不是西汉式的沉雄，却更为和谐，更为静穆，也更为圆浑。

谢振瓯先生目前又躲进书斋，潜心于古契丹、古西夏吉光片羽的典籍文物，思考人种、生存环境、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和以往一样，他下了一番“画外工夫”后，创作将又有大的突破。